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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并不只是存在于法治層面的單一問題，其產生根源除了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行業自我約束機制遲遲未能真正建立。其中，整個行業組織化產業化程度不高固然是原因之一，行業協會發育遲緩和功能發揮存在梗阻也是病灶所在。
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該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4月24日新華社）。
在《食品安全法》修正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立法者試圖通過對細節問題的注重，為整個行業的進一步規范和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進一步提升賦予更多有力抓手。比如，其中明確規定禁止將高毒農藥用于蔬菜瓜果，實施全過程的質量控制，明確原料目錄、標簽等管理規范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體量日漸龐大、交易日漸活躍的食品網購市場，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法》確立了對問題食品由先行賠付的原則，使得類似消費侵權事件中，消費者利益不再成為生產者與銷售者之間推諉拉鋸的犧牲品，也使得食品銷售不能再以一句"貨已售出概不退換"而將賠償責任推得一干二凈。
同時，新法確立了食品安全工作社會共治的基本原則。換言之，在食品生產銷售主體和行政主管部門之外，食品行業協會、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均被嵌入食品安全法治體系內，成為擁有責任和義務規定的必要變量。修訂后的《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行業協會應當依照章程建立健全行業規范和獎懲機制，消費者協會和其他消費者組織應當依法監督違法侵權行為。對于食品安全領域來說，引入社會組織增強行業自律的軟性制度力量，如此剛柔并濟，既有利于緩解行業龐大軀體與有限執法力量之間的現實矛盾，更作為一種具有穿透力的治理思路，觸碰到了食品安全問題的較深層面。食品安全并不只是存在于法治層面的單一問題，其產生根源除了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行業自我約束機制遲遲未能真正建立。其中，整個行業組織化產業化程度不高固然是原因之一，行業協會發育遲緩和功能發揮存在梗阻也是病灶所在。
廣義的食品行業，不僅僅包括加工銷售企業，還包括食用農產品的生產主體。一方面，覆蓋范圍廣闊，參與主體眾多，另一方面，卻是組織化程度參差不齊——既有制度完備、經營規范的現代企業，也有一家一戶的小農經營。而要想真正增加食品行業的安全系數，生產經營組織化集約化程度的提升是必然選擇。在這一過程中，政策杠桿作用*。政府應有意識扶持那些基礎較好、產業化程度較高、品牌影響力較強的行業主體，讓要素資源逐步集中，進而增進生產方式規模化和標準化水平，提升放心食品的出產比率。
同時，政府還要在公共服務上多多釋放增量，減少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的非主動誘因。比如，大量病死豬流向餐桌，一方面與某些無良商家道德缺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禽畜尸體無害化處理機制尚未*建立有關。與之相類似的，還有農產品質量安全溯源體系、瓜果蔬菜農藥殘留檢測體系建設等。在這些問題上，政府責任與企業責任自然需要分清，但一定的財政投入總是必要。
孤木難成林。也應該看到，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滯后和誠信文化逐漸凋零，是食品安全問題得以出現的背景和語境。有人說，互害已經成為一種國人人際關系之常態。此言不免危言聳聽，然而，對正處在艱難轉型中的中國來說，放心食品求之難得，口腹之欲竟難安享，足以令華夏禮儀之邦名號蒙羞。因此，完善法治固然重要，扶起人心才是根本。
來源：南方農村報